“悼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这部《粮道》是令人意外地以《诗•小雅•甫田》一章来开篇的。从本书一开始，粮食就被赋予了史诗的品质，被置于上古的洪荒和苍凉之中，带着它特有的生命节律，一步一步，蹒跚到了今天，也必将一步一步走向未来。
一章一章读《粮道》，一个字一个字读《粮道》。有时惊心动魄，有时郁愤填膺，有时精骛八极，有时悲怆莫名。追随着作者悲悯的心灵、谦卑的身影、深邃的目光，我读出了上下数千年的粮食，也读出了纵横八万里的粮食。在二十余万文字和数百幅图片之间，我看见闪闪烁烁，而又明亮耀眼的四个大字——人间正道。
著名作家赵玫的一段话最能抉发出本书的底蕴：“如果你仅仅注意到了《粮道》的纪实性，或许你将错过一本优秀的文学读本；如果你仅仅停留于文学的欣赏，或许你将错过深刻的哲理；如果你仅仅拘泥于某种哲理的体悟，你或许又将错过一位作家最可贵的忧患情怀”（本书封底）。是的，这是一部知性与感性融为一体的作品，是一部将现实指对性与文本超离性融为一体的作品，更是一部将忧患情怀与生命体验、哲理思悟融为一体的作品。与任林举先生此前散文作品中一贯的那种诗性的锋利与混沌相比，这个文本最大，最重，最辽阔，也最深沉。
何谓人间正道？在那些平和光洁、温暖茁壮的粮食身上，其实正寄寓着人性的光芒和阴影，“明明白白地显示出了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不可试探”（本书第二章《上帝怀里的解药》，77页）而“凡有荒年首先饿着或饿死的正是那些种粮食的人”、“一个农民世代从事着事关生命的大事，却要世代作出牺牲，世代受苦、受累、受歧视”竟成了中国历史的宿命（本书第三章《凌晨三点的声音》，82页、97页）！在那些土里土气、沉默敦厚的粮食身上，生长着知雄守雌、上善若水的文化与哲学，那条著名的“1500毫米等量雨线”——即农业上的玉米种植带——见证了汉夷文化的冲突与互渗，从而成为中华文明、文化变迁的一把测量标尺（本书第四章《知雄守雌的“粒食”》）。“南方的水与北方的水，最后都渗入到这个中间的缓冲带”、“水在沙滩上漫过，再退回来，水中有沙，沙中有水；泼墨在宣纸之上，再也无法说清那块重重的黑，到底应该叫墨还是应该叫宣纸”（131页）。以他特有的诗化语言，任林举先生将文化的斑驳浑融质地表达得入木三分。
当然还不仅如此，当《粮道》触及到自然伦理与人文伦理，乃至日益板结的心灵的时候，我们必定被作者唤醒了一种对粮食从未有过的惊悚。“生态的失衡与破坏，土地的贫瘠和板结，最终如传染性疫病一样影射漫延至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眼前所能见的一切和我们内心生发的一切互成镜像，形影相随，亦步亦趋”（199页）。令人同样惊悚的还有看不见硝烟的“另一场鸦片战争”，那就是粮食安全。“传统意义上的战败，充其量不过是赔款割地，在几年或几十年内丧失主权，而粮食战争中战败的结果有可能严重到永世不得翻身，其耻辱的印记将如生命基因和上帝的话语一样不可更改，直到地老天荒，直到物种消失”（288页）。
给我们带来巨石一般沉重的还有粮食与兴衰的话题。历史的起伏，王朝的存毁，国力的强弱，政治的明晦，都与那些“安静地停在那里，哪里也不需要去，但似乎哪里都有可能去”的粮食息息相关。“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中国最大的政治一直都是粮食，而我们恰恰在五十年前演出了人口非正常减员高达数千万的“三年自然灾害”。任先生在书中写出了这场灾难，但窃以为对其“人祸”成分还有所规避与敷衍。就以书中数据而论，1960、1961两年粮食产量分别为1435和1360亿公斤，大约为1958年1976亿公斤产量的70%。正常年景的七成粮食，如果正视现实，善加调配，会酿成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吗？我们都知道，“英明”的伟大领袖是宁可相信“卫星”与神话，宁可相信共产主义正在不远的地方向自己招手的。这才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因而，我不同意书中“如果中央当时不是以这种发动战争的方式发动全国人民抗御粮荒，可以肯定的是，3年下来恐怕饿死的人就不只是1000多万”的说法，事实上，根据诸多学者的科学研究，“自然灾害”中饿死者也绝非1000余万。这一点是我觉察到的全书最大的遗憾。如果能够填充有关史料，进行更多的理性思考，则本书还可以比现在沉重得多，也光亮得多。
总而言之，作者确乎从多个层面精准地按住了粮食的脉搏，以粮载道，由粮溯道，构成了这部沉甸甸的大书。张守仁先生说：“凡是关心粮食安全、国家命运、自然伦理和人类性灵的人，都会重视这部《粮道》”（本书封底），是的，诞生在吉林省的这部《粮道》绝不只是属于吉林省的，这是负载了中国命运的粮之大道、人间正道。我们期望它能够进入更多人的关注视野，期望它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期望着。
(马大勇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吉林大学马大勇教授谈《粮道》
吉林省委宣传部许云鹏副部长到会讲话.JPG
推介会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