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两年来对《粮道》以及我本人的支持、鼓励与关怀，同时，也感谢给我们创造这个机会，让我一个普通的作者有机会面对媒体面对公众，谈一谈自己的作品，谈一谈自己的感想。
       一、 文学作品和文学的繁荣将在被需要和被尊重中诞生
       毫无疑问，每一位作家最初的写作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对社会、对人类的某种使命感，而是来自于自身抒发与表达的需要，是那种自我排解和自我愉悦的渴望让他在文学的路上一往而深。然而，文学的社会属性和公众属性又让每一作家都生出与他人互动、与时代呼应、与大众共鸣的渴望。这就涉及到了文学及作家存在的意义。（不能说那些自言自语和表现自我的作品没有意义，这要看你表达和抒发的是什么以及如何抒发和表达，如果是只有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别人毫无兴趣或极其厌恶，那么你的抒发和表达的意义就会显现不出来，至于如何抒发和表达，那只是技术和技巧层面的东西，并不代表文学产品的最终品质，也不是大多数读者感兴趣的事情。相反，如果你的抒发和表达恰好与时代需要以及广大读者有了契合与共鸣，很显然，作品的意义会极大地显现出来）。直截了当地说，尽管曾有人主张，一个真正的作家并不需要依赖于读者而存在，但我还是相信，任何一个作家都希望得到更加广泛的理解和认同。也就是说，每一位作家都渴望着在社会层面和大众层面被需要和被尊重。这是一种来自于外部但必然会强有力地作用于作家内部的重要的动力源泉。然而，这种动力的实现，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一方面作家自身必须要不懈地努力使作品与读者大众的心意或社会需要相契合；另一方面，读者大众的兴趣、素质、心性以及社会文化环境需要健康\良好，能够正确评判并有能力对优秀作家给予正确的呼应；一旦作家的主观寻求和外部赋予实现对接，必将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巨大的推力，同时也必将使社会文化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实现整体繁荣。去年以来，省委宣传部推出了一系列关于重点作家、重点作品的扶持计划，使作家们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层面的重视、需要和尊重，同时也感到了作家肩上的责任和使命，使我们进一步增加了责任感和紧迫感,自觉在作家自身需要和社会需求之间，在内心真实与社会现实之间找到一条相交的轨迹，找到一个相互调适的领域。从《粮道》选题的策划，到创作，到出版，到今天的推介，我深深感到了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里，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对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时代和创作环境备加珍惜，并以更大的努力更大的热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回应、回报那些真切、美好的期望。
       二、 文学创作在兼顾艺术标准的同时必须关注现实
       应该说《粮道》是一个纯粹的命题作文，之所以要选这样题目，我个人认为，吉林省一向以粮食大省著称，由于我们的粮食生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比很重，所以由粮食而引起的有关政策、生产、销售以及与之相关的民生、民情、文化、命运等问题与其他省份比，就显得更加直接、深刻和敏感。这就在地缘和文化上给我们提供了对这一系问题进行深层思考、历史及文化追问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在中国，必须有一部思考粮食的作品问世、存在，那么理所当然应该由吉林人来完成。当初，我接受这个选题时，感受到的并不是压力，而是一种使命感和把作品写好的激情。尽管我在创作上不太喜欢纪实体的表现形式，尽管我在本能上并不喜欢别人给我规定一个创作方向，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讲，意义重大。当我真正地进入创作，把身心、情感全部投入到粮食、民生以及民众、国家的命运问题上来的时候，我更加清醒地看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应有的担当。是的，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活、擅长的方式、敏感的领域、个性与喜好以及选择的自由，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主动地调适自我，让我们的情感让我们的目光让我们的兴奋点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相契合，就算我们做不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也应该做到与“天下”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吧。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主动放下作家的姿态让自己低下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可用器皿，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知，去折射、去呈现，去承载，尽可能以我们的绵薄之力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和环境做出必要的引导、影响和潜移默化的渗透呢？有人说，作家只需要为艺术而生存，我则认为艺术永远要通过主题，形式永远要通过内容而闪现光彩，而实现自身的价值。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可以证明，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能够脱离它所产生的时代与现实。脱离现实的作品必定是扭曲的营养不良和短命的。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说我自己的作品是什么伟大的作品，但就《粮道》而言，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除了艺术品质和文体创新之外，它应该还有着实实在在可供关注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在关于与粮食相关问题的思考上，我对我的读者尽我所能做了自认为有益的提示和引领。
       三、 作为作家最可贵的是要具有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
       对于文学，有人主张“冶性怡情”，有人主张“文以载道”，我认为不论把文学的落脚点放在哪里，都不应小而无行或大而无当。一方面,美好性情的养成，最终也不会是仅陶醉于鸡零狗碎的小景小调儿；另一方面,就算进入“文治教化”的旧辙，也不应该是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教训人。文学的力量来自于理解和悲悯，这就决定了文学对受众的影响不可能那么直接和速效，而是靠情感的介入和情怀的覆盖，以润物细无声方式实现它的功能。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够对各种人物、事件、时代、社会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某种客观、理解、宽容和悲悯的情怀，那么他的作品最终将陷入或小器或空泛或生硬或枯燥或偏颇的境地。《粮道》在创作开始时，就我自己而言，是有一个倾向性的.如果站在农业和其他行业之间，我是倾向于农业的；如果站在农民和其他职业的人之间，我是倾向于农民的；如果站在吉林省和全国之间我是倾向于吉林省的；如果站在中国和外国之间我是倾向于中国的，有时写着写着会很激动,有时甚至会感到愤怒，写得很不平和。但后来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身份、职业、行业、地域或国别造成的，很多事情是由人性的贪婪、脆弱和不完美造成的。也就是说，一样的事情，换了一伙人仍然可能是同样的结果。如果我们需要痛恨，那么我们痛恨人性里的黑暗；如果我们怜悯，我们怜悯每一个被罪性折磨着的灵魂。这样，写到后来就平和了下来。由最初对某一群体的同情，过度到了对整个国家、对这个世界、对人类、对我们的地球担忧。一个写作过程下来后，感觉自己在智性上和情感上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同时也领会到了作为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并不是操作文字的工夫，并不是随时可以更新,可以掌握,也可能被淘汰的写作技巧，而一个作家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到最后，谁是作家，谁不是作家，谁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谁是一个不合格的作家，可能依据的就是这个评判标准。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再一次谢谢大家！

                     任林举

《粮道》作者任林举谈创作感想

责编谷艳秋与《粮道》作者任林举先生